说明中表示：下一步，将在以前收集资料、组织考证的基础上，聘请文物专家对该处墓地是否为杜牧墓进一步进行考研认定，并初步编制保护和利用方案；如果确认，将迅速完善并实施保护和利用方案。同时，将依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，对杜氏家族墓进行清量，明确四址；按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，实施原址保护，制定保护措施，落实保护责任，坚决杜绝在墓址上出现起土、建设、盗掘等一切破坏遗址的现象发生；加强对杜氏家族研究，根据研究成果，建立相应的展示设施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。
年过八旬的历史地理学专家李键超，作为此次杜牧文化研讨会参会者，同时也是最早考察探访杜牧墓的人之一，他曾在1979年、1986年、1988年先后三次探访杜牧墓。对于保护杜牧墓他有着切身的回忆，这些或是痛心，或是酸楚的回忆，隐秘地躺在他的笔记本里已近40年时光。
▲历史地理学专家李键超
“我笔记里记得很清楚，当时第一次去探访杜牧墓的时间是1979年10月9日。那时候，西安有很多人传闻很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，我感到很痛心，也很担心这些文物古迹被破坏，就决定去少陵原去看看。”李键超老先生回忆，自己一个人从西北大学出发，徒步一直往南走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找到杜牧墓所在的司马村。“我先去的杜陵，然后才去了大兆。杜陵四周的围墙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东南西北四周的门。再走十里路，这才到了少陵，顺着这个地方我找到了司马村。”
李键超清晰地记得，自己看到的杜牧墓和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：当时既不是垃圾堆，也不是菜地，周围没有村民的房子，也没有村民描述中很高的墓堆。“我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荒地，墓堆凸起大约有2米高。周围是一片荒草，但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冢。这个地方是在现在的西司马村的西边，因为没有碑，也没有任何的文物。我四下去打听，可是发现这个村里居然没有一个姓杜的，我感觉很奇怪。再问了一些关于杜牧墓的事情，村民都不大清楚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们只是知道这块地方是一个坟地，到底是谁的却搞不清楚。”李健超的这次探访令他印象深刻，从司马村往回走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他摸黑边走边思考，回来的时候在笔记本里只写下了三个字：很气愤！
在李键超后来的分析中，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：杜牧的墓不可能是7~8米那么高，因为那是杜氏的墓葬群，也就是杜牧家的一个祖坟。杜氏家族还产生过宰相等高官，如果是7~8米，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规制。“应该是一片墓地，一个个坟头逐年累月堆积，最终行成了地势较高的一个地方。”虽然不能确定自己探访的地方就是杜牧墓，但李键超认为杜牧墓肯定是在这一家族墓葬群中。在他搜集的史料中，一本宋人张礼的《城南游记》就是确凿的证据。“《游城南记》里面有一句话提到，杜牧自撰墓志，死后葬于司马村。遗憾的是，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实地去游览杜牧墓，他只是记录了游览的一些风景名胜。但即便是这短短的一句，也是很有信服力的。”他认为，这是自己搜集到的最早的关于杜牧墓的确凿资料。
保护杜牧墓的价值和意义，在李键超看来，不单单是对一个伟大诗人千年之后的一份敬意和守候，更是关乎“长安风貌”的一件大事。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审视，在自己的学术著作《增订唐两京城坊考》中，提出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：唐代的长安城与长安郊区，共同构成了“长安风貌”，唐长安城郊区是构成唐代长安城市风貌的有机整体，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依托的重要区域：膏腴良田，名园甲第、山庄，连疆接畛，是城市人居中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墓葬区。
“这是最富有生命活力的一个郊区，”唐长安城只有84.1平方公里，在他眼里，“这算个啥？”李键超说，研究隋唐长安城，如果光研究城市是不够的，如果没有郊区，就了解不到全面的生活外扩空间。长安城之所以兴旺发达，正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八水绕长安。而长安樊川这块地方，在唐朝时就是达官贵人的庄园，很多文人骚客也聚集在这里享受诗酒田园，吟诗作赋。
长安郊区中的樊川，则是这位历史地理学专家心中“宝地中的宝地”。史载杜牧因晚年居于长安南樊川别墅，故后世称“杜樊川”，著有《樊川文集》。樊川的地理位置，在历史上位于唐长安城南三十五里，即现在的长安区韦曲、杜曲一带，东南起自江村，西北至于塔坡，东西长约三十里。杜曲与以北十五里的韦曲并称韦杜，因两家世代显宦，唐人语云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”。
在他的著作《1400年前的长安城》中，长安的郊区有着人类生活最好的环境，达官贵人大部分在城外都建筑别墅，风景秀美，环境宜人。“这片地方在唐朝时是属于长安县和万年县，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家首都在汉代以前都有一个标准，就是都有两个县。万年县在唐代开元年间改为咸宁县，这块地方就在咸宁县境内，大致的范围是，石鳖峪以东属于咸宁县，以西属于长安县。秦岭以北，西边到户县，东边到蓝田，都属于这两个县的郊区。这个地方最富有生命活力——八水绕长安，六水都从这里经过。”樊川的另一重宝贵价值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。为什么李白和杜甫等唐代大诗人没有埋在这里呢？李键超的回答是，因为在唐代这里是豪门世族的庄园所在地，宦游的诗人是没有资格和财力埋在这里的。
长安郊区以及樊川与杜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，李键超在呼吁保护“长安风貌”的同时，还有另外一个隐忧——樊川乃至长安郊区的文化意蕴正在日渐衰颓：中国佛教中的八大宗，六宗创立在西安。而历史上的华严寺、兴国寺、观音寺等樊川八大寺院，或是名存实亡，或是遭遇毁弃，现在只剩下一个兴教寺了；天子峪口里，曾有百塔寺等很多小寺庙，现在基本上一个也没有了。
“把长安郊区这些片区的文化资源充分挖掘，将这几条文化线路串联起来，这是目前当务之急，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。”摩挲着手中的《长安志图》，80多岁的李键超似乎望眼欲穿，他仿佛极力想从那副景致蔚然的“城南名胜古迹图”中，也能望见他心中的“长安风貌”。
【记者手记】
2018年3月16日，《文化艺术报》以《垃圾环绕的唐代诗人杜牧墓缘何难正名？》为题，吁请社会各界保护杜牧墓。文章刊发后，引起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的关注，该集团多次与本报记者磋商并产生了保护意愿，随后杜牧墓保护一事便以民间力量推动的形式被提上了日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里将被围栏保护，建有杜牧墓碑和杜牧铜像以及规划中的“杜牧文化园”。
然而，在近日召开的杜牧文化研讨会并商讨保护事项即将落地实施之际，杜牧墓却再次以“杜牧墓变菜地”的方式成为媒体焦点与网络热点，关注点瞬间从文物保护转移为鞭挞指责，甚至有不明真相的媒体将此事指责为酒商的炒作行为。作为此次事件全程的报道者与见证者，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整个事件进行梳理和廓清。
2018年3月，在此前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的情况下，《文化艺术报》记者魏韬在长安区西司马村看到的杜牧墓是一片难以下脚的垃圾堆：低洼菜地周边，被各种散发着恶臭的生活垃圾包围；村民猪圈里排出的粪便与污水混杂在一起，气味令人作呕；刚刚下过雨的道路泥泞不堪，想要走近几乎无处下脚。在本报调查报道刊发后，杏花村汾酒集团在召开杜牧文化研讨会之前，将这一区域的垃圾进行了清理，并表示了后续进行保护修葺的意愿和计划。然而，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，对于这些前期众多的保护工作视而不见，却一味地以“杜牧墓变菜地”式的标题党哗众取宠，引发网络舆论哗然。
在本报的这篇报道中，也明确指出，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杜氏家族墓被确认为“文物点”，虽然尚未达到保护的标准要求，但在各种文史资料的佐证下，杜牧墓就位于杜氏家族墓中这一点，是确凿无疑的——这也是此次杜牧文化研讨会上，各个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。而杜牧墓之所以不能保护，是因为存在一个逻辑悖论和尴尬状况：不能证明“杜牧墓”是杜牧墓，因此无法进行保护———想要进行保护，则必须要发掘文物进行佐证——根据相关文物法规，几乎很难进行主动发掘。
一个令人唏嘘和吊诡的现实是，安徽池州的“清明公祭杜牧大典”已经享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盛名，而在一个极力争夺旅游资源的时代，我们有关部门却在极力地撇清与这位伟大诗人的关系，城墙思维被3100年建城史腐蚀得坚不可摧。或许正如网友调侃的那样，“西安的文物太多了，保护不过来。”看来，西安打造文化之都任重道远。
在杜牧墓所在地长安区西司马村附近不足一两公里，就有传闻中的柳宗元墓。同样，它的命运和杜牧墓一样凄凉。因此，加紧，加快保护好杜牧墓，或许对于西安众多类似需要保护的名人古墓有标杆和借鉴作用。长安乃至西安以至陕西的这片土地上，能否重现“长安风貌”，此次保护杜牧墓是一个关键点，也是临界点。而保护好杜牧墓，
应该是政府、民间两方合力的结果。多些实际行动，少些指责谩骂，别在众声喧哗后，只剩一地鸡毛。
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