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生活的当下一直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那么换算到“经济”语境里，山西在全国的文物地位，完全等同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：广东2017年经济总量8.99万亿，占全国10.8%，和山西“国保”在全国的比重持平。
山西有这么多数量和高质量的“国保”，首次揭开其面纱的，是已故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先生。时光过去八十年了，山西一直欠对梁先生说一句“谢谢”。本文之写作，意图弥补这个“失误”，并从感恩心出发，讲述梁氏夫妇的山西故事。
（一）
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，现在看来，梁思成是其名气最大的一个。这不仅因为梁思成本身的学术成就，也因为梁思成的妻子，林徽因女士，其才华和颜值，在其时，为其丈夫“增分”不少。
◎ 少女时期的林徽因。
我们无意对林徽因女士“八卦”，但从徐志摩到金岳霖，民国的那些闪烁的名人，已经为其做了最好的“背书”。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同样是民国名士，曾参与草拟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，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
1924年，梁思成22岁，毕业于“水木清华”；林徽因19岁，随父游历欧洲后就读“培华女中”。这一年，在梁启超的安排下，一齐到美国攻读建筑学。
既是“同学习”，也是“同恋爱”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结合，时人评之是“新旧兼具”，双方父母“包办”不假，可也给了他们四年时间，去做“男女朋友”。
1928年，梁氏夫妇毕业后，二人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，之后的蜜月旅行没有去某个海岛，而是去欧洲参观了古建筑。从一开始，就“夫唱妇随”，这实在让人感叹，兴趣不仅是最好的老师，还是最好的夫妻。
（二）
把“蜜月”当成“学业”考察还不够。1931年，梁思成从工作了两年的“东北大学”辞职，一头扎进了“中国营造学社”。
现在的东北大学是“985”，“211”，但在那时也不差，是张学良亲自任校长的“公家单位”，而“中国营造学社”是不折不扣的私营企业，不要说没有什么“五险一金”，就连办公都凑合在天安门内的旧朝房。
但这里研究的是中国古建筑啊，社长朱启钤先生，对中国的建筑、工艺美术、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。早在1914年，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，以规划建筑之眼界，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，命名为“中央公园”，成为今天北京中山公园的前身。
30岁的梁思成选择在朱老板这当一个“临时工”，还是因为心心念念的“中国古建筑”。
（三）
当时有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，不无得意的放言：在中国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了，要想看留下来的唐制木构建筑，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代作品。
日本近代建筑史学博士伊东忠太，在1936年出版的《中国建筑史》 中写道: “研究广大之中国，不论艺术, 不论历史, 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。”怎么着？ 中国人连自己的艺术和历史都搞不了？连中国建筑教材都得由日本人来编？
现在我们觉得这些话很愚昧，但在当时，“中国古建筑”没有学科，也没人去研究去寻找去调查，到底当时的中国大地上，有多少木构建筑，分别从属哪些年代。这些事，只有“中国营造学社”在做。
梁思成加盟后，中国营造学社从1932年开始，首次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，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田野调查。
能否寻找到中国大地上的唐代建筑，成了梁氏夫妇的一个共同的“中国梦”。
（四）
“居然到了山西，天是透明的蓝，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”，这是林徽因在散文《山西通信》里，第一次描述初来山西的印象。
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山西寻访唐代建筑，前后共有四次。
这第一次，便是在1933年9月4日，梁氏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刘敦桢，莫宗江等一起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，经张家口到了山西大同。他们此行相继考察了华严寺、善化寺、大同古城、云冈石窟、应县木塔，虽未发现唐建，但却意外让世人第一次认知了应县木塔。
在来山西之前，应县木塔只存在口口相传的“华北四宝”中：“沧州狮子应州塔，正定菩萨赵州桥”。但是梁思成翻遍了北京图书馆，也没找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，木塔现在还存在吗？她长什么样？
在交通落后，信息闭塞，兵荒马乱的八十年前，寻塔心切的梁先生在妻子林徽因的描述中，呈现出一副可爱的猴急模样，今天读来，亦忍禁不禁：
“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，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，对于这塔的关心，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。早晨洗脸的时候，他会说‘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’，吃饭的时候，他会说‘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’。走路的时候，他会忽然间笑着说， ‘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 塔，我想，我一定⋯⋯’他话常常没有说完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。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，连一张模糊的相片，或翻印都没有见到！”
——摘自1933年天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林徽因的《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》
怎么办？山西的木塔成了梁思成的“情人”，最可怜是连面都没见过一面，就害起了相思病。
异想天开的梁思成，为想着提前见见木塔的模样，竟想着交往一个山西的“笔友”。说干就干，他想着应县应该有一个照相馆的，就寄给“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”一封信，东拉西扯了对木塔的“思念”之因，还在信中附了一元钱，烦请给对方拍一张木塔的照片再给寄回来。
最早的微信“摇一摇”功能，在梁先生这里试验成功了，应县某某斋的某先生，收到了梁思成的“漂流瓶”。他给北京的梁思成回寄了应县木塔的照片，但并没收取那一元钱，而是希望梁思成给他邮寄一些北京的宣纸作为报酬。
而今，梁思成在第一次山西之行的最后一站，来到了应县木塔的跟前。
应县木塔"建于公元1056年（宋至和三年），由地面到塔尖高66米，塔高5层，加上上面,4层平座暗层，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构架建筑。 在应县梁思成和他的同事莫宗江紧张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才完成测量。
站在塔前，感到“好到令人叫绝，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！”的梁思成，盛赞“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。不见此塔，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，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，不知名的匠人。”
我们现在觉得应县木塔是山西的标志和骄傲，但在梁思成发现之前，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头的“华北四宝”的传说，也从未在建筑学上，上升到一个中国木构的艺术成就上，去认知她独特的意义所在。所以从这一点上，应县木塔能有今天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梁思成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现在我们还是请梁先生自述测量木塔时的惊险一刻：“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，黑云已经压了上来。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，我猝不及防，差一点在离地60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。”
在冒着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之中，梁思成完成了对应县木塔千年以来的第一次精准测量，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详实的历史资料。
◎ 梁思成应县木塔手稿。
（五）
除了发现应县木塔，梁思成的第一次山西之行，还有对云冈石窟的思考：
他说：
“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，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、波斯、印度，它们通过南北两路，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。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，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。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，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。”
八十年后，我们回味这段话，依然能够感受云冈石窟带给梁思成先生的震撼和启示。反过来说，今天的大同，如何在山西，在全国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使命，不妨从梁先生的思考中寻求答案。
（六）
梁氏夫妇的第二次山西之行，是在1934年8月，时隔一年后，他们接受美国朋友费正清、维尔玛夫妇的邀请，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消夏。峪道河就是今天的山西汾阳市峪道河镇，当时每到炎炎夏日，英、美、法、荷等欧美洋人就会来这里避暑。
借避暑消夏之机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，对太原、文水、汾阳、孝义、介休、灵石、霍县、赵城一带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，发现古建筑40余处，比如洪洞广胜寺。
梁思成在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》中评价说：飞虹塔（广胜寺代表建筑）其结构之法，在我国尚属初见，走上这半丝光线的峻梯的人，在战栗之余，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。
但他们第二次山西之行最重要的收获，是发现了晋祠。
说到晋祠的发现，首先归功于林徽因的偶然一瞥。在从太原到汾阳的途中，“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，望着那正殿的一角侧影，爱不忍释”。那“魁伟的殿顶，雄大的斗栱，深远的出檐”，令梁氏夫妇自责起对“名胜”惯有的怀疑。
后人评价，梁思成固然有“学者必备的稳重作风、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，可是平心而论，在才情上，他显然逊于夫人”。实际上，林徽因是一名建筑学家，更是一名诗人，而诗人的才情在于有一双美的眼睛和心灵。若不是林徽因“只不过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”，就发现了晋祠的建筑之美，何来其后返回时的专程探索？
梁思成林徽因在其后所整理的《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》中，第十六讲中专门收录了晋祠。晋祠的园艺布置，唐槐周柏，以及圣母殿建筑，让梁林二人目不暇接，自是种种感叹：
说入口布局
一进了晋祠大门，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，使我们惊喜愉悦，过于初时的期望。无以名之，只得叫它作花园。其实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，又像华丽的宫苑，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，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，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。
说唐槐周柏
所谓唐槐周柏，虽不能断其为原物，但枝干奇伟，虬曲横卧，煞是可观。池水清碧，游鱼闲逸，还有后山石级小径楼观石亭各种衬托。各殿雄壮，巍然其间，使初进园时的印象，感到俯仰堂皇，左右秀媚，无所不适。
说圣母殿
晋祠圣母庙大殿，重檐歇山顶，面阔七间进深六间，平面几成方形，在布置上，至为奇特。殿身五间，副阶周匝。但是前廊之深为两间，内槽深三间，故前廊异常空敞，在我们尚属初见。
（七）
然而我对他们的第二次山西之行，特别是这次“晋祠之旅”，最感到深刻的印象，是梁氏夫妇的可爱之处。
他们自认为凡是“名胜”的地方，最容易遭“重修”的大毁坏，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。“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晋祠离太原近在咫尺”，但“我们亦未尝预备去访‘胜’的”。这和他们后来在车窗上一瞥，即被美丽的建筑侧影所“勾引”，而形成“前倨后恭”的态度，让人捧腹。
因此即便到了晋祠门前，他们还是忍不住埋怨晋祠“建筑太像样”，顺带挤兑了乾隆皇帝一把，“如果花花簇簇的来个乾隆重建，我们这些麻烦不全省了么?”
这里的“麻烦”不是什么“麻烦”，而是他们在“发火”。梁氏夫妇来到晋祠时，已经在山西汾河流域徒步考察月余，身心疲惫，但还是想停下来为晋祠考察做半日勾留，他们带着“一不做、二不休的拼命心理”，挤着充满臭汗车厢的公共汽车到到达晋祠，又从“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，在大堆行李中捡出我们的‘粗重细软’——由杏花村的酒坛子到峪道河边的兰芝种子——累累赘赘的，背着掮着……”
两口子心里有气啊，本来自认为晋祠没啥好看的，但看了一眼后就“认输”了。看就来看吧，交通又不便，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，只能“露宿或住店”了。这么热的天气，又背这么多东西，瓶瓶罐罐，都是山西的朋友送的，总不能扔了，背着有这么沉，我们是来学术考察好不好？
气撒到谁身上？150年前的乾隆先参惨遭“躺枪”，然后就是“发现近代名流所增建的中西合璧的丑怪小亭子”，然后又在看到金人献殿时，吐槽“两个近代补铸，一清朝，一民国，塑铸都同等的恶劣”。
不吐不快，梁氏夫妇后来为抢救北京城，和彭真、吴晗公开争论：“在（保护北京古城）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，你是落后的。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，我是对的。”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求真务实之学术精神，是贯彻梁思成夫妇终身的。
（八）
回到山西话题，1936年冬，梁思成与莫宗江等在赴陕西调查之前，途径山西之时，对1934年在汾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古建筑，进行了测绘，这是梁思成第三次山西之行。
三次山西之行，从晋北的大同到汾河流域的太原、晋中等地，一直未能发现唐代建筑，难道真得如日本学者所言，中国的地面上，已经找不到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了吗？
转眼来到了1937年6月，梁氏夫妇准备第四次踏足山西。
这次意义非凡的考察旅行，从此成为他们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，而山西古建筑的大唐面纱，也即将迎来在国内首次被揭开的历史时刻。
（九）
唐朝，从公元618年到907年，289年的时光，成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记忆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难道中国大地上，真的找不到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了吗?
三次山西之行，并没有挫败梁氏夫妇的信心。相反，随着每次都有重大的惊喜发现，他们相信，现在距离那个梦正越来越近了。
梦的启示来自五台山。一次偶然机会，梁思成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《敦煌石窟录》一书中，发现了对五台山全景的描述，在壁画中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，其中“佛光寺”这个名字，像一道“佛光”一样，霎那间从梁思成林徽因的心里闪过。
梁氏夫妇很快到北平图书馆，查阅了《清凉山（五台山）志》和《佛祖统计》等相关志书，从中寻找任何关于佛光寺的只言片言，据历史资料记载：
引用：佛光寺号称五百里清凉山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，首建于北魏时期，唐武宗灭佛之时被毁，12年后，随着李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改变，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，再度募资重建，从此该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大寺之一，开始了香火绵延不绝的生命历程。
如果这座佛寺存在，自是一座意义和价值极具重要和非凡的唐代木构建筑。一边是山雨欲来风声不断的北平战事，一边是神隐千年迫切面世的唐代建筑，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，就在这样的时机和心情中登上了北平发往太原的火车。
到达太原后，由太原乘汽车折向北行，行驶了128公里后，道路泥泞，山道崎岖，一行人便弃车换乘毛驴，左摇右晃行进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。
想象一下八十年前的这幅画面，颇多感慨，黄昏映照下，民国年间最负盛名的一对才子佳人，出现在山西大地上，驴背上的他们盎然十足，夏日的阳光照亮他们年轻的脸庞，他们兴奋的指着前方，而背影将他们拉的很长……
（十）
沐浴在晚霞余晖中的佛光寺，以恢弘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雄姿，傲然屹立在苍山翠海之中，他这样安静的静静的，似乎等待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千年了。
但是梁氏夫妇，并未敢断定眼前这一座古老的寺院，来自唐朝。他们与这座寺院相隔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无法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打声招呼。他们只是看到他，建立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，周围几十棵古老的松树半遮半掩，年代太过久远了，整座寺院沉重的让人压抑，同时散发着一股破败与荒凉的气息，只是院中那座高耸的大殿，仍具有雄伟的身姿和磅礴的气势，泰然自若的矗立在那里。
而寺院门外的这群人呢，一千年来，太多太多这样的造访者到过这里了，善男信女，兵痞强盗，达官显贵，文人骚客，路人乞丐。这一次，他们又是谁？
就在寺院和造访者，互相小心翼翼的接触猜疑中，寺门在吱扭扭声中打开了，走出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名年幼的哑巴弟子。请吧？
（十一）
对佛光寺的考察验证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先是蝙蝠精和臭虫怪“发难”，为寻求建筑的年份，梁思成一行爬上阁楼时，才发现里面埋伏着几千只蝙蝠，成群结队的聚集在脊檩上方，“如同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涂抹了上去”，密集恐惧症者恐当即昏倒。而在周围大小梁的周围，则爬满了专靠吸食蝙蝠血为生的臭虫，顶棚上面“积存的尘土，踩上去像棉花一样”，手电照过去，“蝙蝠惊飞，秽气难耐”。
“我们早晚攀登工作，或爬入顶内，与蝙蝠臭虫为伍，或爬到殿中构架上，俯仰细量，探索惟恐不周到，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，重游不是容易的，这次图录若不详尽，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。”
再者是制作脚手架“难题”，为看到大殿梁檩上题字的全文，梁思成请求寺内老僧找人帮忙搭一个脚手架，但当地人烟稀少，找了一天才找到两个老农民，众人一起动手，又用了一整天时间，才勉强支起一座可以工作的脚手架。
“我们已急不能待地把布单撕开浸水互相传递，但是也做了半天才洗出两道梁。土朱一着了水，墨迹就骤然显出，但是水干之后，墨色又淡下去，又隐约不可见了。费了三天时间，才得读完题字原文。可喜的是字体宛然唐风，无可置疑。”
最神奇，也是最关键的发现，还是在林徽因这里。
林徽因的远视眼，使她最早发现梁檩上“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”的字样，这和她在阶前石幢上看到的字迹一样。石幢落款刻写的年代是“唐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两相对照，证明眼前这座寺院是来自唐代无疑。
神奇就神奇在，佛光寺的建造者是一名女性，整整1080年后，发现她的还是一名女性。冥冥之中，是否天意如此？也正是在此刻，梁氏夫妇突然醒悟，原来第一天在大殿看着身着便装，谦恭的坐在佛坛那位女子塑像，并非传说中的武则天，而是梁檩和经幢共同文字记录中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。
◎ 梁思成佛光寺手稿。
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感慨道：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，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！
（十二）
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佛光寺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，离开之时，林徽因不舍了。她再次走进，那座贮藏着大唐文化鲜活骨血与生命的大殿，与美丽的“宁公遇”合影，心中生发出强烈的感念之情。
◎ 林徽因与“宁公遇”合影，其时年32岁。
“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尊像，让林徽因这位女弟子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大德仕女，于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”。当林徽因向她的丈夫轻声耳语这句话的时候，梁思成没有说话，只是将妻子紧紧搂在怀里。
梁思成一行离开佛光寺之际，告诉寺院老主持，“我们写信寄太原教育厅，详细陈述寺之珍罕，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”。老僧双手合十，口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而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可，368公里的北京卢沟桥响起了枪声……
只是当时梁氏夫妇一行并不知晓，他们继续在山西停留，“越过北台到沙河镇，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，工作了两天，才听到卢沟桥抗战的消息”。想到“当时访求名胜所经的，都是来日敌寇铁蹄所践踏的地方”，不免痛心万分。
梁氏夫妇最后离开山西的路线，因“北平形势危殆，津浦、平汉两路已不通车”，只能“北出雁门，趋大同，试沿平绥，回返北平”。“我们又恐怕平绥或不得达，而平汉恢复有望，所以又嘱纪玉堂（同行助手）携图录稿件，暂返太原候讯。翌晨从代县出发，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，就匆匆分手，各趋南北”。
我们今天看到的梁思成林徽因绘制佛光寺图稿，在战乱年代，经历了“种种挫折”。为安全起见，最先从北京转移到天津，又由天津转移回来，在“由社长朱桂莘先生嘱旧社员重抄”，然后拖带到上海，再由上海邮寄到内地，辗转再三，只为在战火纷飞的时刻，寻找最可能保全的一席之地。
（十三）
林徽因1955年就去世了，享年51岁；梁思成先生也在1972年离开人世。
从此，一代才子佳人，骑着毛驴在山西寻找唐代古建筑的故事，成为人间绝唱！
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，有相当一部分应归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，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：梁思成是研究“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”。
山西，是梁氏夫妇的“福地”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今天的山西“国保”数量能排名全国第一，在全国有这么重大的影响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八十年前的考察，起到了重要的路标性作用。八十年过去了又如何，你看网上多少人还在按图索骥，来山西重走梁林之路。
有很多的遗憾，因为战争的来临，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是没走全山西，四次山西之行，全在晋北和晋中。梁氏夫妇没有到过的晋南和晋东南，一个是以“国保”单位数量90处，而排名全国地级市第一的运城市；一个是宋辽金以前的古建筑80座，占到中国半数的长治和晋城市。
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从未到过晋南和晋东南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憾事。
我们还是要感谢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，百年来的山西，因你们的来过，山西的故事从此多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
你们让山西，不再乏味到只能谈论黑色的煤铁，以及萎靡不振的经济、涣散的生存状态、滞后的思想和生活环境。我一直觉得，落后也好，失败也罢，这并不可怕。最可怕的，是山西人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，彻底迷失了自我。
我们讲不好山西故事，就是因为丢失了文化自信。
